什么是经济类报纸是个争议颇大且含混不清的问题。有人从分类入手，如泛经济类、财经类、证券类，又如产业（行业）类、信息类等等，试图通过“解剖”来增进了解。结果却往往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讨论所有这些被称为经济类报纸的由来：当今市场上活跃的种种以企业、商业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报刊为何是现在这样，它们有怎样的发展逻辑，这种逻辑将以怎样的方式不断影响经济类报纸的未来。 　　

    我们重新梳理它的谱系，试图分辨影响它们的诸多力量。 　　

    1979-1989：爆发的增长 　　

    “媒介就是信息”—麦克卢汉 　　

    1979年10月1日，61岁的安岗松了口气。 　　

    这位《人民日报》副总编一手创办的《市场报》一上市，立即在全国各地被抢购一空：在北京，西单一个销售点1小时卖了1万份，全天卖出9万份；在合肥，购买者挤垮了邮局柜台。报纸的购买者中不但有中国人，也有不少外国人。 　　

    新中国第一份经济类报纸一出世就面貌不凡。它全彩印刷，创刊号刊登了70条报道商品和市场的新闻，29幅广告（这年年初，中国媒体才刚刚刊出“文革”后第一幅广告），内容五花八门，既介绍新花色品种的商品，也有经营艺术和商品知识，有批评产品质量问题的报道，也有征购、待聘、寻人等社会服务。 　　

    经济报道方面，安岗把原有围绕产值做文章、宣传为生产而生产的报道模式转为为消费而生产。报纸强调满足人们生活需求，辟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版面做广告（包括分类广告、求婚广告），将服务性和知识性贯穿报纸各方面。 　　

    很难想象，改革开放之初，信息的闭塞和缺乏处于怎样的程度。北京长筒袜厂生产的产品长期滞销。袜厂尝试地在《市场报》刊登广告，结果长筒袜一下子被卖光，并且供不应求。如此这样刊登广告便起死回生的案例还有哈尔滨的机电厂、洛阳的轴承厂等等。新闻也是信息。《市场报》刊登《杭州大理石找买主》《港商想买中药材》的消息，沟通买卖双方。 　　

    在这种信息的巨大渴求下，第一份综合经济报纸《经济参考》也在1981年问世。与每半月刊出一期，“反映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市场报》相比，隶属于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大大提高了出版频率，成为隔日刊。记者陆敏这样描述这份报纸创刊时的情景： 　　

    “尽管没有华丽的包装，更没有哗众取宠的内容，但她所承载的丰富信息，满足了无数人的渴求，也为她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 　　

    1984年9月，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985年，《经济参考》报发行数量由上年的57万份跃增到78万份，盈利1000多万元，人均创利11万，为1984年的12倍。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1983年元旦，由《中国财贸报》改版而成的《经济日报》创刊。宣传“改革”成为这份中央直属经济类日报的鲜明特色，这给它赋予了更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总编辑安岗的主持下，《经济日报》仍极为重视信息工作。《经济日报》在全国报纸中第一家成立信息部，创建经济实体进入信息市场，开展多种经营。 　　

    对“信息”的占有、使用和争夺成为中国经济类报纸发展的一条主线 　　

    1989-1999： 　　

    新力量萌芽与新势力的诞生 　　

    岩石上无声的扩张 　　

    苔藓生长，蔓延 　　

    —伊丽莎白·毕肖普，美国诗人 　　

    就在三家经济报纸处于顶峰的同时，另一种力量也在悄悄积蓄。 　　

    在1987-1988两年时间里，老报人丁望在北京不停奔波，几十次地寻找办报机会。他想办一份不同于党报机关报的报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管理和内容上享有更多自主权。1989年10月，《中华工商时报》创刊。 　　

    办报，丁望从全国工商联那里拿到的所有开办经费只有25万元。没有固定资产，比其它中央报纸高出12%的发行费率，不能享受“价拨纸张”，《中华工商时报》却实现当年10月创刊，年底盈利5万元。到1994年，《中华工商时报》发行量增长到20万份，从周报变成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短短几年内培养了大批经济报道和经营管理人才，其中很多成为中国当今市场化经济媒体的掌舵者。 　　

    回头来看，造就《中华工商时报》辉煌的主要原因应该来自于它的机制和创办者。中国经济报纸发展的第一阶段改变的是办报内容和服务对象。而以《中华工商时报》为代表的这一代经济类报纸则开始彻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一机制变迁在初期释放出巨大能量，报纸很容易在短期内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中国报业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关键时期。1988年，中央发布《关于报纸、期刊、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1990年，《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管理列入第三产业，成为报刊产业化改革转折性标志。 　　

    90年代后期，李佩钰进入的一家不知名的小报则已改名为《中国经营报》，开始在收入上超越《中华工商时报》。相对而言，《中国经营报》的市场化显得更为彻底。1985年，它以5000元资本创刊，创刊时的报名为《专业户经营报》。但在1996年改革以前，这份创刊许久的“老”报始终默默无闻。 　　

    已经担任总编辑的李佩钰首先调整出版频率：从对开8版周二刊，改成对开16版周刊，彩色印刷。同时，改变纯粹依靠邮政系统发行的传统模式，在全国建立19个负责发行的《中国经营报》分公司。90年代末，《中国经营报》发行量突破20万份，广告收入过千万。 有研究者将《中华工商时报》的衰落和《中国经营报》的崛起归结于是否根据社会需求变动做出对位性调整：在1992年市场经济道路确立后，《中华工商时报》仍然满足于目标论证层次，而《中国经营报》进行了一系列中微观层次的实践操作指导、案例分析及相关知识和资讯服务。也有人认为，广告市场并不支持那样一张全国性经济日报，《中国经营报》正是从周二刊改为周报中集聚了力量。 　　

    世事充满偶然。事后的评说很难公允。但无论如何，《中华工商时报》和《中国经营报》将中国经济媒体市场化步伐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另一个领域，股市及随之而来的证券类报纸，则将经济类报纸第一次推向一个细分市场。新中国最早的证券报纸《上海证券报》脱胎于1991年创办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它以上海证交所为主办单位，新华社上海分社为协办单位。从创办之初直到1995年8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以及1993年改名后的《上海证券报》的总编辑一直是由上海证交所总裁尉文渊兼任。 　　

    《上海证券报》张志雄回忆当时“十分有趣”的编辑场景： 　　

    在周五收市后，几个记者围坐在上交所总经理办公室内，先听取总编对一些文章的修改意见。然后，记者将一周来的市场所见所闻汇报给总编，如对交易所的管理的各种看法和意见；各类投资者对行情走势的判断与相应的行动；市场的种种流言等等。接着，总编对这些问题，授意大家通过评论、报道，表达交易所的看法和思路。 　　

    除了传递信息，早期《上海证券报》还是市场变革和调控市场的通道。 　　

    1993年初，《中国证券报》（隶属新华社）和《证券时报》（隶属《人民日报》）相继创刊，并在创办伊始迅速扩军：《中国证券报》在1994年、《证券时报》在1995年发展为周六刊，同样是1995年，《上海证券报》由周二刊改为日报，并与上海证交所脱钩，不再担负调控工具的使命。也在这一年，扩版后的几大证券报开始从单独报道股市证券转向与证券相关的资本市场，报道外延不断拓展。